蔣介石屠殺了1000萬中國人？

R.J. Rummel認為國民政府1928-1949年共屠殺了1007.5萬中國人

按R.J. Rummel教授的解釋，其大屠殺（Democide）指的是由政府主導的對民眾的所有謀殺行為，種族滅絕、政治謀殺、饑荒拒絕援助、酷刑、集中營等均在其內，如其書名所示，包括一切“政府導致的死亡”。基於這一語境，R.J. Rummel考察了國民政府大陸時期的歷史後，得出結論：“總而言之，從早期到他們（KMT）在大陸最終失敗，民族主義者屠殺的無助百姓數量的範圍，在不足600萬到超過1850萬之間，大概可以算作1020萬。”具體資料如下圖：

  資料來源：R.J. Rummel，《Death By Government》

原圖注：1、所有數字都是最高值和最低值之間的估計值，對尾數作了四捨五入。2、總數位裡可能包括來自其他軍閥的大屠殺的資料；3、“饑荒”部分資料指的是不包含在大屠殺範圍內的部分；4、戰爭/暴動死亡資料僅指中國人之間的戰爭死亡人數”。

R.J. Rummel的統計有很多主觀估算，但也不算離譜

《Death By Government》一書第七章名為《10214000 Murdered：The Depraved Nationalist Regime》——《10214000人被謀殺：墮落的國民政府》，專門討論國民政府統治時期“大屠殺”的資料。但其討論並不嚴謹。其一，作者對“國民政府”存在的時間沒有一個確切的界定，對其統治範圍也沒有確切的界定，更沒有區分蔣介石主持的中央政府和不受控制的地方軍閥政權，這種模糊化的處理，固然使作者在分析時省卻了很多工作量，但同時也使其資料的可靠性大打了折扣。

其二，作者在資料的使用上所採取的，也是一種籠統的主觀估算。據R.J. Rummel的論述，國民政府的“大屠殺”主要由三大塊構成：1、源自意識形態分歧的國、共鬥爭；2、民生層面的“謀殺”，如大饑荒的不作為與反作為；3、戰爭層面的“謀殺”，如抗戰期間暴戾的壯丁徵募制度。作者沒有立足于大量的史料佔有，而更願意用主觀估算來討論這三個方面的“國民黨大屠殺”資料。譬如，關於意識形態方面產生的來自國民黨方面的“屠殺”，作者認為：“根據來自共產主義方面的一份資料，僅在某個根據地分區，返回的民族主義者們（即國民黨）就殺害1萬多人，考慮到共產主義者們所佔領的地區有超過1億的農民，其人員死亡必然是巨大的，我估計它是120萬，但即使兩倍於這個數字，也不會令人驚訝。”再如，作者談到了1942-1943年的河南大饑荒，認為有200萬到300萬人餓死，還談到了1943-1944年的廣東大饑荒，認為有超過150萬人死去。作者同時說，這些死者當中，無法確知有多大比例應歸咎於政府，只能是一個主觀判斷。作者認為，“一半的比例，也就是175萬-240萬人的餓死政府應該負責，是比較合理的。”

這種主觀估算很顯然損害了資料的價值。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資料毫無參考價值。舉例而言，據蔣緯國編著的《國民革命戰史》記載，抗戰八年，國民政府共計徵募壯丁13558493名，此外，“八年抗戰各戰區工事之構築，軍用道路之開闢，被炸橋樑之搶修，以及敵軍可能利用之道路的破壞，先後所發動之民工，當在一億人以上。”這些巨量的壯丁和勞役徵發背後，隱藏著巨量的死亡。據中國紅十字會總會長蔣夢麟1941年7月給蔣介石的一篇關於兵役狀況視察報告描述：“夢麟此次視察桂湘紅十字會醫務工作……沿途所見落伍壯丁，骨瘦如柴，或臥病道旁奄奄一息；或狀若行屍，躑躅山道；或倒斃路旁，任犬大嚼……（二）在馬場坪見一落伍壯丁……倒外街旁，以電捧照之，但略舉目，已不能言語，翌晨死矣。（三）在離龍裡縣城一華里公路旁，牛前十時左右，見一大黃狗在一死壯丁左臂大嚼。……（六）黃平縣長檢得道旁臥病壯丁七人，送醫院治之，死其六，其餘一人病癒逸去。……（八）據鎮遠紅十字分會長雲：‘分會有掩埋隊，見有死而暴露者，有半死而活埋者，有將死而擊斃者。’（九）韶關解來壯丁三百，至築只剩二十七人。江西來一千八百人，至築只剩一百五十餘人。而此百余人中，合格者僅及百分之二十。龍潭區來一千人，至築僅余一百餘人。以上所述，言之者有高級丈武官吏醫生教員，所言大致相同。（十）戰事起後數年中，據紅十字會醫生經驗，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，而合格入伍者，只四分之一，是為百分之二十五。以詢之統兵大員，咸謂大致如是。若以現在之例計之，恐不及百分之十矣。”按蔣夢麟“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，而合格入伍者，只四分之一”的比例計算，1400萬壯丁，死于途中者將達300余萬。這雖然與R.J. Rummel的結論——“Often only 10 percent of the conscripts would arrive alive”（通常情況下，只有10％的應徵入伍者將活著到達）——還存在不小的差距，但也已足夠說明當日的壯丁徵募制度下給民眾帶去的沉重傷害。

02

雖然資料的多寡並不十分重要——正如蔣友柏所言：“你當然可以說（R.J. Rummel）這個統計數字不公正、不準確，那就算打一折，也有100萬”，但產生這種“大屠殺”的原因卻不能不仔細追究，因為歷史留給後世的教訓恰恰在此。

R.J. Rummel認為大屠殺的根源，是國民黨的法西斯和軍國主義統治

曹操，字孟德，小名阿瞞，沛國譙縣(安徽省亳州市)人，生於東漢桓帝永壽元年(西元一五五年)。他的父親曹嵩本姓夏侯，因幼年被大宦官曹騰收為養子，所以改姓曹。


少時，曹操就機警過人，喜歡飛鷹走狗，圍獵比武，不拘禮俗，放浪無度。他叔父看不慣他的所作所為，經常向他父親告狀。曹操受了父親斥責後，決定尋找機會對叔父進行報復。一天曹操看到叔父走過來，就馬上倒下，口吐白沫，一副中風的樣子，他叔父立刻跑去報告曹嵩。等曹嵩慌忙的跑了過來，曹操卻安然無恙，曹嵩就問他病是不是好了。曹操說：「我根本就沒病，可能是叔父不喜歡我，所以才誣陷我。此後，曹嵩不再相信兄弟的話了。


曹操對當時的黑暗政治極為不滿，看到中常侍張讓，依仗權勢，就潛入張讓府中刺殺他。不料被發現，曹操只好跳牆逃出。這件事後，曹操潛下心來，博覽群書，特別喜歡研究兵法。另一方面，曹操開始結交社會名流。一位以「知人」而著稱於世的卸任太尉喬玄，對他說：「我見過不少名士，但沒有能比上你的。如今天下將亂，非有命世之才不能拯救著個社會，能夠平定天下的，恐怕只有你了。」喬玄又對曹操說：「現在還沒有什麼名氣，應該與許劭結交一下。」曹操就前去拜見許劭，交談一陣子，曹操就問他：「先生看我是怎樣的人呢？」許劭笑而不答。經過再三追問，許劭才說：「你是治事之能臣，亂世之英雄。」曹操聽罷，大笑而去。


二十歲時，曹操被地方推舉為孝廉，被授與洛陽北部尉的官職。曹操一上任就再衙門外掛了五色大棒，宣佈有違犯禁令的，不管是誰，一律嚴懲。一天，宦官蹇碩的叔父違禁夜行，曹操馬上下令揮棒就打，之後不法份子在也不敢在北部橫行。曹操的名聲一下子大了起來。


西元一八九年，漢靈帝病死。少帝劉辯即位，年僅十四歲，由何太后臨朝聽政。何進與袁紹謀劃誅滅宦官，太后不同意，袁紹就提議召請並州牧董卓進京，脅迫太后。曹操認為殺幾個首惡的宦官，只需交給獄吏處理就可以了，不可引外兵進京。何進不聽曹操勸告，結果消息走漏，宦官先發制人，伏兵殺死何進。這時，董卓帥兵開進洛陽，不久廢掉另立劉協為獻帝。

太祖朱元璋(1328-1398)

年號“洪武”1368年稱帝，在位31年

太祖朱元璋，安徽鳳陽人，西元1368年8月，由朱元璋領導的起義軍在大將徐達、常遇春等人的指揮下一舉攻陷元大都--北京，宣告了元朝的滅亡。同年，朱元璋在建康(今南京)稱帝，改元洪武，建立了明王朝，朱元璋是為明太祖。他死于1398年，時年71歲。

惠帝朱允炆(1377-1402)

年號“建文”1398年即位，在位5年

惠帝，太祖孫，皇太子朱標的次子，朱元璋在世時，大封王室，20多個兒子均封為親王，分駐各地，惠帝登基後，進行削藩，以統一軍事，惹惱諸王，燕王朱棣其兵北京，1402年攻入南京，惠帝一說被燒死，一說外逃。

成祖朱棣(1360-1424)

年號“永樂”1402年即位，在位23年

成祖朱棣，朱元璋的第四子，朱棣以入京除奸為名，發動了“靖難之役“。經過四年的戰爭，在1420年打敗惠帝統治集團，奪取了明朝政權，建元永樂，是為明成祖。

1421年遷都北京，並下令編纂了《永樂大典》。死于1424年，時年65歲。

仁宗朱高熾(1378-1425)

年號“洪熙”1424年即位，在位1年仁宗，明成祖長子，仁宗政治比較清明，採取一些緩和社會矛盾的措施。在位1年，死於1425年，時年48歲。

 胡適的父親也看過漢人吃「蕃肉」！            文／Dakung wadan

 民殺番，即屠而賣其肉，每肉一兩值錢二十文，買者爭先恐後，頃刻而盡，煎熬其骨為膏，謂之『番膏』，價極貴。－胡傳「台灣日記與稟啟」

 台灣原住民月刊在創刊號中，登出一篇本人所寫的「清代漢人獵殺原住民當食補」的文章，這篇文章引起廣泛的討論和爭議，許多不分種族的原住民讀者看了以後義憤填膺，有的人更因為被喚起長期以來飽受歧視與剝削的民族悲情，因而忍不住哀泣失聲；不少漢人讀者在閱畢之後，則驚恐於自己的祖先居然是如此野蠻。

 但是也有不在少數的漢人讀者，則質疑這篇報導的真實性，他們紛紛透過寫信、e-mail以及電話，強烈詰問台灣原住民月刊編輯部，這些讀者最主要的質疑焦點，就是說本人的報導缺乏詳實可信的證據，不僅缺少歷史文獻資料，就連田野調查也失之偏頗，因為每一位原住民受訪者當然會做出對自己有利的片面陳述。

 對於這些林林總總的質疑，其實本人在寫作的時候，也已經提出這樣的解釋：因為官方資料是不可能有這種記錄的–誰會承認自己是食人族呢？筆者唯一的舉證，除了當時日本人的記錄以外，就只能採訪一些曾經耳聞過的人士，而基於保護受訪者的媒體從業人員之新聞倫理，當然更不能透露新聞來源。

 如果本人的說法仍然無法滿足非議這篇報導的人，那麼，有一份相當可靠的「半官方」文獻，可以更有力地支持清代漢人獵食原住民的史實了。

 胡鐵花的旅台報告，證實了清代台灣漢人嗜食番肉

 這一份史料的作者，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適博士之父親，胡適博士的父親胡傳(字鐵花），曾經在清朝光緒年間到台灣就任台東知縣，留下不少有關當時台灣社會情況的記載，光緒十八年（一八九二年，即民前九年），胡傳在「台灣日記與稟啟」一文中，就記載當時南投埔里漢人捕食泰雅族的慘狀：

《原住民對台灣的貢獻》專欄《台灣原住民月刊(電子板)》，第一期，


以美食著稱於世的中國人，甚至將美食料理與中藥食補也延伸到人肉範疇，可憐的台灣原住民因而成為早期漢人移民的盤中飧。

台灣原住民對台灣的貢獻可以寫一部大書，但是在諸多原住民對台灣的貢獻當中，最令人匪夷所思、甚至是慘不忍睹的，居然是被漢人獵捕來當作進補的中藥食補，這一個史實相信在公諸於世之後，世人對於原住民在歷史上與漢人接觸後的悲慘遭遇，當有一個全心而深刻的認識。

在展開這個被有意、無意掩蓋的史實之前，我們必須先了解一下，漢人會吃人肉嗎？究竟他們是被飢饉所迫、抑是天性就愛吃人肉？有關這個問題，旅日的台裔中國問題學者黃文雄在「中國的食人文明」一書（台北‧前衛出版社）中，已經有了非常精闢而深入的研究，他列舉了中國歷代史冊，以及清代歐洲傳教士、使節的親眼見聞，令人難以置信地證實：中國人是地球上唯一愛吃人肉、而且認為人肉是具有治癒各種絕症的上品妙藥！

中國的吃人歷史與文化傳統

在黃文雄這本書中，他以史記所記載的「晉文公受困無食時，食客介之推割下小腿肌肉煮肉羹給主子吃而活命」的故事，還有「割股療親」這則中國人普遍相信，人肉可以治療不治之症的記載，來點明中國人乃是愛吃人肉的民族。

這本「中國的食人文明」，更從各朝代官書的歷史文獻，蒐錄許多中國吃人肉的史實，例如從東漢時候起，在許多群雄爭霸戰役中，為了解決軍隊糧食補給問題，官兵經常在部落所經過的地方，搜捕老弱婦孺宰殺為食，甚至還設有專門的人肉軍需部門與官職，負責豢養和宰殺俘虜製造軍隊伙食，這種由政府設立的吃人機關，在今天的文明時代聽起來，真是聳人聽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