蔣介石屠殺了1000萬中國人？

R.J. Rummel認為國民政府1928-1949年共屠殺了1007.5萬中國人

按R.J. Rummel教授的解釋，其大屠殺（Democide）指的是由政府主導的對民眾的所有謀殺行為，種族滅絕、政治謀殺、饑荒拒絕援助、酷刑、集中營等均在其內，如其書名所示，包括一切“政府導致的死亡”。基於這一語境，R.J. Rummel考察了國民政府大陸時期的歷史後，得出結論：“總而言之，從早期到他們（KMT）在大陸最終失敗，民族主義者屠殺的無助百姓數量的範圍，在不足600萬到超過1850萬之間，大概可以算作1020萬。”具體資料如下圖：

  資料來源：R.J. Rummel，《Death By Government》

原圖注：1、所有數字都是最高值和最低值之間的估計值，對尾數作了四捨五入。2、總數位裡可能包括來自其他軍閥的大屠殺的資料；3、“饑荒”部分資料指的是不包含在大屠殺範圍內的部分；4、戰爭/暴動死亡資料僅指中國人之間的戰爭死亡人數”。

R.J. Rummel的統計有很多主觀估算，但也不算離譜

《Death By Government》一書第七章名為《10214000 Murdered：The Depraved Nationalist Regime》——《10214000人被謀殺：墮落的國民政府》，專門討論國民政府統治時期“大屠殺”的資料。但其討論並不嚴謹。其一，作者對“國民政府”存在的時間沒有一個確切的界定，對其統治範圍也沒有確切的界定，更沒有區分蔣介石主持的中央政府和不受控制的地方軍閥政權，這種模糊化的處理，固然使作者在分析時省卻了很多工作量，但同時也使其資料的可靠性大打了折扣。

其二，作者在資料的使用上所採取的，也是一種籠統的主觀估算。據R.J. Rummel的論述，國民政府的“大屠殺”主要由三大塊構成：1、源自意識形態分歧的國、共鬥爭；2、民生層面的“謀殺”，如大饑荒的不作為與反作為；3、戰爭層面的“謀殺”，如抗戰期間暴戾的壯丁徵募制度。作者沒有立足于大量的史料佔有，而更願意用主觀估算來討論這三個方面的“國民黨大屠殺”資料。譬如，關於意識形態方面產生的來自國民黨方面的“屠殺”，作者認為：“根據來自共產主義方面的一份資料，僅在某個根據地分區，返回的民族主義者們（即國民黨）就殺害1萬多人，考慮到共產主義者們所佔領的地區有超過1億的農民，其人員死亡必然是巨大的，我估計它是120萬，但即使兩倍於這個數字，也不會令人驚訝。”再如，作者談到了1942-1943年的河南大饑荒，認為有200萬到300萬人餓死，還談到了1943-1944年的廣東大饑荒，認為有超過150萬人死去。作者同時說，這些死者當中，無法確知有多大比例應歸咎於政府，只能是一個主觀判斷。作者認為，“一半的比例，也就是175萬-240萬人的餓死政府應該負責，是比較合理的。”

這種主觀估算很顯然損害了資料的價值。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資料毫無參考價值。舉例而言，據蔣緯國編著的《國民革命戰史》記載，抗戰八年，國民政府共計徵募壯丁13558493名，此外，“八年抗戰各戰區工事之構築，軍用道路之開闢，被炸橋樑之搶修，以及敵軍可能利用之道路的破壞，先後所發動之民工，當在一億人以上。”這些巨量的壯丁和勞役徵發背後，隱藏著巨量的死亡。據中國紅十字會總會長蔣夢麟1941年7月給蔣介石的一篇關於兵役狀況視察報告描述：“夢麟此次視察桂湘紅十字會醫務工作……沿途所見落伍壯丁，骨瘦如柴，或臥病道旁奄奄一息；或狀若行屍，躑躅山道；或倒斃路旁，任犬大嚼……（二）在馬場坪見一落伍壯丁……倒外街旁，以電捧照之，但略舉目，已不能言語，翌晨死矣。（三）在離龍裡縣城一華里公路旁，牛前十時左右，見一大黃狗在一死壯丁左臂大嚼。……（六）黃平縣長檢得道旁臥病壯丁七人，送醫院治之，死其六，其餘一人病癒逸去。……（八）據鎮遠紅十字分會長雲：‘分會有掩埋隊，見有死而暴露者，有半死而活埋者，有將死而擊斃者。’（九）韶關解來壯丁三百，至築只剩二十七人。江西來一千八百人，至築只剩一百五十餘人。而此百余人中，合格者僅及百分之二十。龍潭區來一千人，至築僅余一百餘人。以上所述，言之者有高級丈武官吏醫生教員，所言大致相同。（十）戰事起後數年中，據紅十字會醫生經驗，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，而合格入伍者，只四分之一，是為百分之二十五。以詢之統兵大員，咸謂大致如是。若以現在之例計之，恐不及百分之十矣。”按蔣夢麟“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，而合格入伍者，只四分之一”的比例計算，1400萬壯丁，死于途中者將達300余萬。這雖然與R.J. Rummel的結論——“Often only 10 percent of the conscripts would arrive alive”（通常情況下，只有10％的應徵入伍者將活著到達）——還存在不小的差距，但也已足夠說明當日的壯丁徵募制度下給民眾帶去的沉重傷害。

02

雖然資料的多寡並不十分重要——正如蔣友柏所言：“你當然可以說（R.J. Rummel）這個統計數字不公正、不準確，那就算打一折，也有100萬”，但產生這種“大屠殺”的原因卻不能不仔細追究，因為歷史留給後世的教訓恰恰在此。

R.J. Rummel認為大屠殺的根源，是國民黨的法西斯和軍國主義統治

作者最後如此為國民黨的“大屠殺”定性：“我們該如何理解這種民族主義殺戮呢？一部分屠殺源於與共產黨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。民族主義者們相信，統一和現代化的中國能夠改善底層民眾的生活，並將中國從外國的壓迫和控制下解放出來。但是，這種尋求自由的言辭，隱藏了其政權的法西斯和軍國主義統治的事實。……意識形態因素只是這場民族主義殺戮的原因的一部分。腐敗、貪婪、害怕受壓迫的民眾報復的國民黨官員和軍官，用他們龐大的欲望構築起來一個徹底變態的政治制度，他們不顧一切地撈錢、貪污，成千上萬人死於饑荒和政府的失職。該系統從根本上失去了控制，甚至連蔣介石也無法充分指揮它，徵兵當中發生了數以百萬計的死亡，儘管他試圖去糾正政策和處分相關負責人。這個系統助長了謀殺的規模。……真實的難以置信的結果是：大屠殺的人數超過1020萬，超過了希臘或比利時或柬埔寨的總人口。”

事實上，R.J. Rummel在該書的前言中毫不諱言自己寫作該書的目的：“讀者可能會感到該書的主要目的不是描述大屠殺本身，而是為了證實民主國家本質上是非暴力的這一理論。……正如我們可以看到，這裡的結果清晰地表明，民主國家犯下的屠殺要比其他制度少得多。”而在該書第七章《10214000人被謀殺：墮落的國民政府》開篇時，R.J. Rummel就已經對國民政府的性質做出了自己的界定：“在此期間（1928-1949），國民政府是獨裁主義和軍國主義政權，是真正的法西斯風格。”這也正是R.J. Rummel將國民政府的“大屠殺”與蘇聯、納粹德國的“大屠殺”一併列入“四強”的緣故。

實際上，國民政府的“大屠殺”更多源自其缺乏社會治理能力

但R.J. Rummel對國民黨的政權性質的判斷，並不準確。誠然，國民黨名義上號稱“一黨訓政”，但“黨”實際上既無力“訓”民眾，也無力“訓”政府。誠如歷史學者高華所言：“國民黨只是在中央一級實行‘以黨統政’，省以下則實行黨政的完全分開，在省以下的基層，其黨務機構形同虛設。”1934年，曾有國民黨地方黨務人員在《中央黨務月刊》上刊文，憤怒聲討“一黨訓政”的有名無實：“本黨名為訓政，實無殊於退聽……各省市縣黨部坐擁虛位，毫無實權，絕不能過問各當地任何政務，偶一置喙，誹謗隨之。”大陸時期的國民黨，其組織幾乎完全沒有深入到縣及縣以下社會中去，党既不領導政府，也不領導軍隊，甚至連基層的“地方自治”，也幾乎見不到黨的影子。國民黨黨員地位低下，以至於社會上流傳有“學而優則仕，學而不優則黨”的說法。既無力實現“以黨治國”，可見其“一黨獨裁”的有名無實。

將國民政府列入“軍國主義政權”的行列，也是不準確的。誠然，支撐蔣介石整個大陸時期統治的，是軍權而非黨權，但“軍國主義”最重要的幾個標誌——如窮兵黷武、政治、經濟和社會生活全方位軍事化，對外奉行侵略擴張政策等等，均不能在國民政府身上找到。誠然，蔣介石在30年代確曾一度熱衷“法西斯模式”，認為“法西斯主義是最適合的一種奇妙的藥方，而且是能夠救中國的唯一思想”，並因之扶植成立了宣傳“奉行一個主義，服從一個領袖，遵行一個國策”的復興社，但蔣介石終究沒能成為中國的希特勒，因為德國實現“一個主義、一個領袖、一個國策”的前提，恰恰正是其一黨獨裁，黨部力量強勢滲透到國家的各個角落；蔣介石既嚴厲禁止各級黨部過問地方政務，其不能獲得“法西斯主義救中國的機會”，也是必然之事。

就政治體制而言，國民政府實際上是一鍋夾生飯。其源頭可以追溯到孫中山的“聯俄容共”：一方面師法蘇俄，以党建國，以党治國，一黨專政；另一方面又堅持襲自西方民主體制的三民主義。其結果，這架統治機器既依照西方分權學說搞了五院分立，又借鑒蘇俄搞了什麼中執會、中政會。這鍋夾生飯既不能做到像蘇俄那樣自上而下徹底貫徹以党治國——無論在中央、地方還是軍隊，黨權都高於一切，黨對政府、軍隊有著絕對的領導地位——相反，在省及省以下地方層級，蔣介石嚴厲禁止地方黨部干預地方行政。同樣，這鍋夾生飯也做不到像西方民主政體那樣開放選舉、實施憲政，自上而下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民主監督機制。

這種奇怪政體，導致國民政府在社會控制能力方面遠遠弱于蘇俄，在社會治理能力方面又遠遠弱于歐美民主國家。其結果，使得此一時期的中國基層社會處於一種“准無政府狀態”——基層政權雖然存在，但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國民黨，卻無力駕馭和驅動這些基層政權。面對基層官員普遍的貪腐和不作為，黨既無力效仿蘇俄發動“整風運動”進行整頓，也無力效仿歐美通過制度建設來控制、監管。壯丁徵募過程中大量的家破人亡，災荒中基層官員普遍的中飽私囊，都與此有莫大的關係。正如R.J. Rummel 所觀察到的那樣——“該系統從根本上失去了控制，甚至連蔣介石也無法充分指揮它，徵兵當中發生了數以百萬計的死亡，儘管他試圖去糾正政策和處分相關負責人”——但不是“失去控制”，國民黨從一開場，就未曾真正“控制”過這架散漫的國家機器。這種缺乏社會治理能力而導致“大屠殺”加劇的情形，與蘇俄、納粹德國式的以超強的社會控制能力而實施的“大屠殺”，有本質的區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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